在“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批斗牛鬼蛇神”运动中,我遭遇了一场劫难。
运动中,我成了“污蔑新社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坏蛋,成了“攻击红专道路,一贯白专”的典型,成了“臭味相投,妄图建立反动联盟”的盟主……最为可怕的是成了“恶毒攻击全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万恶不赦的罪人!
这些罪名都铁证如山:因为我的日记里记有饿肚子的事情;因为我的《文艺练习本》里有“我爱青砖,因为它能担负起建设高楼大厦的重任;我不爱红砖,因为它徒红而没有用途(当时没有机制砖,红砖就是没有烧好的砖,真的没有用途)”的句子;因为在给同学的留言中,有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赞美……因为在一首题为《斥牡丹》诗里,有“花王,牡丹/牡丹,花王/我问你/这么久了/你的责任尽到了万分之几”的句子… …
日记和《文艺练习本》是我主动交上去的,我认为那里面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谁知道竟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年轻的我吓坏了,我怎么担得起这样的罪名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委屈,我苦闷,我惶恐!我多么希望能和人谈谈,多么希望能有个机会倾吐,多么希望有人给我一点安慰……可是,罪名深重的我能和谁谈,谁又能和我谈,敢和谁谈,谁又敢和我谈呢?谁能给我机会,谁敢给我机会,谁能给我安慰,谁敢给我安慰呢?
然而,当时的我,是非找人谈谈,非找个机会倾吐不可了。不然我要垮掉了。
我终于想到了办法!
我以“汇报思想”为名,找了一位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学。挨饿时,他喊饿比我喊得还凶。
在“汇报完思想”后,我说:“最后,我有一个请求,请您以老同学的身份,回答我:我真如批判的那么坏吗?”
他没料到我会这样问,一怔,然很快镇定下来,说:“怎么不是?”
我气极了,说:“那时,你也喊过饿,你不也是‘污蔑新社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吗?”
他说:“当然不是,我们贫下中农对旧社会怀有深仇大恨,对社会主义无比热爱,怎么能和地主崽子相提并论呢?”说完,急匆匆地走了。
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出身惹的祸!可明白有什么用呢?这出身是没法改正的啊!而今的我,是黄泥巴落到裤裆头——不是屎也是屎了!谁叫我没个好出身呢?我好眼红那些出身好的人!甚至眼红那些出身虽然不好,却什么也没有写或者干脆不会写的人!我为什么要识字?为什么要写那些劳什子?
我彻底地心灰意冷了,听命运安排吧!成天低着头来,埋着头去,不和任何人说话,甚至不和任何人对视。痛苦之时,便一个人守着墙角发愣。
一天,我又守着墙角发愣,背后传来了脚步声。我没有回头,没有必要回头,因为此时,人人对我避之不及,来者,不会和我有关,不过是从这儿路过而已。
可是,脚步声却在我身后停住了。我惊异地回过头,是高中时的同学余国英!她关切地盯了我一眼,手一抖,一个小纸团落在了我的面前。随后,她转过身,无事般地走了。
我急急地捡起纸团,展开,上面写着:“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一股暖流顿时从我心里升起:我并不如批判的那么坏,有人知道我的好!他们现在没说我的好,那是因为不是时候!我感到了无比的安慰,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充满了感激!
为了不给她添麻烦,我把纸团毁掉了。
五十年多过去了,我仍忘不了那雪中送炭的小纸团,它是化解我心灵痛苦的良药,是剔除我心理肿瘤的手术刀!它安慰了我的委屈、苦闷、惶恐的心灵,帮助我捱过了那段心惊胆颤的岁月……(徐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