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梅雨季,老屋的墙角又漫起青苔。我蹲在灶台前生火,火苗舔舐着潮湿的柴火,噼啪声里,我突然涌出满眶热泪——原来有些药,早在时光深处熬煮成了永恒。
儿时的我像株孱弱的秧苗,三天两头闹病。记得八岁那年的深秋,我发着高烧瘫在床上,窗外的梧桐叶打着旋儿往下落。父亲披着蓑衣冲进雨幕,回来时斗笠边缘淌着水,裤腿沾满泥浆,怀里却牢牢护着几株新鲜的草药。他蹲在灶台边,用布满裂口的手将草药塞进药罐,浑浊的眼睛盯着火苗,喃喃道:“快些熬,快些好。”药汁熬成深褐色,苦涩的气味弥漫在整个堂屋。我皱着眉头不肯喝,父亲就从口袋里摸出块硬糖,“喝一口,舔一下糖。”他粗糙的手掌轻轻拍着我的背,一下又一下,直到药碗见底。那碗混着草药苦味与糖块甜意的汤药,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治愈。
上高中时,我去七十公里外的县城读书。第一次月考失利,我躲在宿舍被窝里偷偷哭泣。周末回家,父亲在后院劈柴,斧头落下,木屑纷飞。他仿佛看穿了我的心事,将斧头重重一放,指着地上的木柴说:“你看这树,被砍了还能再长;人啊,一时摔跟头怕啥?”他从井里打了桶凉水,让我洗脸清醒一下。井水浸透指尖,寒意顺着血管蔓延,浇醒了我混沌的脑袋。父亲没说什么安慰的话,可那番质朴的道理,就像一剂良药,治愈了我挫败的心灵,让我重新鼓起勇气面对学习的挑战。
高中住校的第三个月,深夜的月光透过宿舍窗户洒进来,思念如潮水般将我淹没。我蜷缩在被窝里无声啜泣,想家。没想到第二天清晨,我竟在宿舍楼下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的布鞋沾满泥土,怀里抱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母亲炖的鸡汤。“喝了,补补。”他只说了这几个字,却让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父亲站在原地,看着我喝完汤,粗糙的手掌替我擦去脸上的泪痕,那一刻,所有的委屈都被治愈。
大学毕业后,我在求职路上四处碰壁。回到家时,整个人失魂落魄。父亲坐在门槛上编竹筐,竹篾在他手中翻飞,发出沙沙的声响。“坐过来。”他头也不抬地说。我挨着他坐下,他粗糙的手掌抚过我的头发,“当年咱家盖新房,地基打了三次才稳当。路要一步步走,急不得。”说完,他起身去厨房端来一碗米酒,酒液在碗中轻轻摇晃,倒映着昏黄的灯光。我抿了一口,米酒顺着喉咙滑下,暖了五脏六腑。那碗米酒,让我重拾信心,再次踏上征程。
父亲不识字,却最懂如何医治生活的伤。农忙时节,他在田间劳作,骄阳把皮肤晒得黝黑,汗水浸透衣衫,却从不喊累,只为给我挣够学费;寒冬腊月,他早早起床,在院子里生起炭火,把我的棉袄烤得暖和和的;我生病时,他彻夜守在床边,不时用手背试探我的体温,眼中满是担忧与心疼。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我驱散生活的阴霾,治愈生命中的伤痛。
如今,父亲已长眠于后山的松柏下。清明扫墓时,我带着他生前最爱的旱烟,点燃后看着烟雾袅袅升起,仿佛又看见他坐在老井台边,抽着烟袋,望着远方。山风掠过坟头的青草,恍惚间,又听见他说:“别愁眉苦脸的,没啥过不去的坎。”那一刻,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聂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