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里短践初心·情法相融促和谐|“我的人民调解微故事”系列展播⑦

（接待来访当事人）

2025年初冬的一个清晨，派出所值班室的玻璃门被轻轻推开。72岁的贾某拖着一个编织袋，背上背着铺盖卷，脸上满是疲惫。她在值班室的长椅上坐了一夜——这是她第二个无处安身的夜晚。

贾某是某镇某村的老人，年轻时没有固定工作，如今生活全靠政府每月550元补助和捡废品换来的微薄收入。她曾有一个“家”，尽管那个家并不完全属于她。

二十多年来，贾某一直与大儿子王某某、大儿媳李某共同生活在一起。2020年，因房屋问题，婆媳间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争吵、冷战、互相指责，原本勉强维持的平静被彻底打破。2021年，大儿子王某在矛盾激化后突然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儿子的离开，让婆媳间的“缓冲带”彻底消失，矛盾迅速升级。

李某在家开设棋牌室维持生计，本就逼仄的房屋里，贾某的生活空间和堆放的废品，在李某眼中成了“碍事”的存在。为了获得房屋的全部使用权，李某开始使出一系列“小动作”——今天断水，明天停气。贾某拧开水龙头，只有“嘶嘶”的气流声；想烧壶热水，煤气灶的开关怎么拧都打不着火。

了解到贾某的情况后，腾达司法所联合镇调委会迅速介入。司法所工作人员第一次见到贾某时，老人正蹲在村委会门口，手里攥着半个凉馒头。

“她连口水都不让我喝啊。”贾某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司法所组织调解员几次上门，将婆媳俩叫到一起。调解室里，李某振振有词：“她成天捡破烂堆在家里，又臭又脏，客人都不愿意来打牌了。我没说不养她，可她这样谁受得了？”

贾某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半晌才挤出一句：“我就那么点地方……”

经过从法、理、情三个角度反复做工作。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李某按月支付贾某一定数额的赡养费，贾某自愿从该房屋中搬离。

协议签了，贾某搬走了。她以为总算有了一个出路。

贾某投奔了女儿王某。起初，女儿心疼母亲，收拾出房间给她住。但好景不长，贾某多年捡废品的习惯像长在身上的另一双手，怎么也“戒”不掉。废纸板、塑料瓶、旧衣物又开始在家里的角落堆积。女儿多次劝说，母女俩从商量变成争吵，从争吵变成冷战。

“妈，你这让我怎么过日子啊！”女儿摔门而去的那天晚上，贾某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她默默收拾好行李，趁女儿上班前悄悄离开了。

她无处可去。派出所的长椅成了她临时的“床”。那一夜，老人裹紧外套，睁着眼坐到天亮。

第二天，在派出所民警的引导下，贾某再次来到镇司法所。

“我没地方去了。”贾某说完这句话，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镇司法所迅速启动“多方联动”机制，邀请村干部、派出所民警、镇民政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大家坐在一起，重新梳理问题：贾某的赡养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搬走给钱”来解决，她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安顿下来的“家”。

经过商议，新的方案形成：一是李某按原协议继续支付赡养费，不得以任何理由中断；二是镇民政办为老人联系居家养老服务，帮助其逐步减少对捡废品的依赖；三是女儿王某表示愿意每月探望并承担部分生活照料责任。

这起纠纷看似是婆媳矛盾，实则是农村养老困境的一个缩影。贾某两次“无家可归”，折射出三个深层次问题：一是农村老年人经济来源单一、抗风险能力弱；二是家庭赡养协议缺乏后续跟踪保障机制；三是老年人行为习惯与子女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

司法所在二次调解中抓住了关键——不是让老人“从谁家搬走”，而是帮她找到一个真正能“留下来”的地方。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要在情与法之间，为最无助的人找到一条有尊严的路。

（调解员组织开展调解工作）

我叫唐春梅，是一名基层人民调解员。作为基层人民调解员，我始终坚信，每一起纠纷背后都藏着当事人未被理解的委屈与不甘，每一次成功化解，都需要用真心倾听、用耐心劝说、用责任心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担任调解员两年半来，两起印象深刻的纠纷调解经历，让我对“以理铺路、以情搭桥、以法定纷”这句话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基层、化解矛盾、守护群众安宁的初心。

情牵旧暖，化解陈年债

去年一个深秋的下午，调解室的门“砰”地被推开。任某攥着皱巴巴的欠条，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冲地喊：“今天必须让煤矿老板还钱，不然我就去他家闹！看你们政府要不要跟我解决！”我顾不上被他莫名指责的委屈，赶紧倒了杯热茶递过去，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老辈子，先冷静，有事慢慢说，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等他情绪平稳，我坐在他对面认真倾听、仔细记录。他被拖欠的土地租金、看管风井的工资，每一分都是汗水换来的，多次索要无果，才攒下满肚子委屈。我默默倾听、频繁点头回应，让他知道，我懂他的不容易。

调解最难的是打破僵局，找到双方心里最软的弦。我多方走访得知，煤矿早已关闭，老板生意失败赔光家当还身患重病，只能租房度日。但当年煤矿红火时，老板对任某不错，逢年过节送米面油，平日里也常嘘寒问暖，这份旧情是化解矛盾的关键。

冲着这份旧情，我多次上门找任某聊天，从当年的温暖小事说起，引导他换位思考。后来，我请来他德高望重的朋友和煤矿老板的亲戚，再加上法律顾问解读法律条款，让两人弄清权利义务。任某眼里的怒火散了，主动将诉求从16万元降到6万元，再降到5万元；煤矿老板也被他的体谅感动，四处筹措凑齐了钱。

当两人签字握手的那一刻，多年怨气烟消云散。我忽然明白，调解不是强迫妥协，而是让理与情在人心重逢，让双方体面收场。

急难显担当，温情解伤痛

没过多久，另一场更急更痛的纠纷突如其来。寒冬腊月，洛亥镇多多买菜服务站员工杨某留宿烧钢炭取暖，不幸一氧化碳中毒身亡。其弟连夜从重庆赶回，家属们哭着堵在服务站门口，索要120万元赔偿；老板满脸委屈，称不是工作要求他留宿，而且已提醒过安全，因此只愿出少量人道主义补偿，双方剑拔弩张。

我们立刻启动“一站式”调解平台，派出所、法庭工作人员迅速到位，还请镇人大代表全程监督。民警还原调查经过，法庭解读责任边界，我坐在家属身边，递纸巾、安抚情绪，帮他们理性看待赔偿，拉回合理预期。

调解从上午10:00持续到下午17:30，七个半小时的坚守，3轮座谈、3次单独谈心，我们一次次化解过激情绪，帮双方算清法律账、情理账。最终，双方放下对立，签订协议并完成司法确认。当家属与老板握手哽咽致谢时，我内心无比激动，满身疲惫都值了。

这两起纠纷让我懂了，人民调解从不是“和稀泥”，而是用真情融隔阂、法理划边界、耐心破僵局。我愿守在基层，用真心换真心，化解每起纠纷，守护一方安宁，不负群众信任与调解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