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公共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与领导力提升研究

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67%，城乡治理呈现“亦城亦乡、交错嵌入”的融合特征，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显著提升。如何以党的领导力赋能城乡公共治理现代化，破解“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是我们必须回应的时代课题。本文结合 200 余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践案例，谈三点思考与体会。

一、党建引领是城乡公共治理的根本保证，筑牢治理的“定盘星”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从理论逻辑来看，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力贯穿于城乡公共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从政策演进来看，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再到住房城乡建设部2025年全面推进“城市管理进社区”工作，形成了“中央战略 - 部门部署 - 基层落实”的完整政策链条，而党建引领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

实践证明，党建引领能够从根本上破解城乡公共治理中的方向偏差问题。在四川多地的实践中，正是因为有了党组织的统筹指导，城管进社区才避免了“重执法、轻服务”的倾向，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充分说明，党的领导力是城乡公共治理的“定盘星”，只有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治理各方面各环节，才能确保治理方向不偏、力度不减、成效不虚。

二、现实困境呼唤党建赋能，找准治理 “突破口”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城乡公共治理仍面临不少突出难题：一是执法与服务失衡，部分地区将 “城管进社区” 简单等同于 “执法进社区”，存在“重处罚、轻服务”的倾向，引发群众抵触情绪；二是资源整合不足，“条块分割”导致城管、市政、环卫等部门单打独斗，难以形成治理合力；三是群众参与薄弱，“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使得群众主人翁意识不强，治理精准性不足。

这些困境的根源，本质上是党建缺位导致的治理效能弱化。部分地区缺乏党组织的政治引领，治理方向易偏离民生需求；缺乏党组织的组织协调，部门协同机制难以建立，问题解决周期长、效率低；缺乏党组织的群众工作，治理根基不牢固，群众满意度不高。例如，某社区曾因缺乏党组织牵头的联动机制，违建拆除、停车秩序整治等问题相互推诿，平均解决周期长达1个月，群众满意度不足60%。这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唯有以党建赋能破解这些困境，才能推动城乡公共治理提质增效。

三、四川实践探索党建赋能路径，激活治理“新动能”

针对这些问题，四川各地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出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为城乡公共治理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把准治理“方向盘” 加强与城管进社区工作深度融合，通过专题培训、主题党日等形式，推动执法人员从“执法者”向“服务员”转变。建立社区党组织书记抓城管进社区工作责任制，将“服务下沉”“群众满意度”等指标纳入党建考核，确保治理始终围绕群众需求展开。

二是健全组织体系，搭建治理“联动桥” 构建“社区党组织—城管党小组—党员示范岗”三级组织体系，将城管队员、社区党员、志愿者纳入同一组织体系。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建立“城管 + 市政 + 环卫 + 园林” 月度联席会议机制，明确职责清单，将部门协同响应时间缩短至48小时内，问题解决率提升至95%以上。如成都市成华区通过这一架构，实现了治理力量的精准配置，群众诉求响应时间缩短至2小时内。

三是创新治理机制，提升治理 “实效性” 推行 “721 工作法” 党建赋能模式，用 70% 的服务回应诉求、20% 的管理规范秩序、10% 的执法守住底线。宜宾市兴文县正是通过这一模式，将占道经营的南门桥夜市改造为规范有序的特色夜市，既化解了城市管理难题，又盘活了国有资源、惠及民生，尽显城市管理温度。同时，搭建 “城管 + 居民” 议事协商机制和微信小程序等数字化平台，实现群众诉求 “一键上报、闭环处置”。

四是赋能基层队伍，筑牢治理 “主力军” 开展 “党员执法先锋” 培育行动，通过法律培训、案例研讨等方式提升党员执法队员的法律素养与服务能力。组建 “城管志愿者服务队”，吸纳业委会成员、老党员、新就业群体等加入，形成共治合力。如成都金牛区金泉街道的志愿者服务队，2025 年以来已协助解决城市管理问题200余件。

城乡公共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力建设是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钥匙。四川的实践充分证明，只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就能实现治理效能与党的领导力提升的双向赋能。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城管进社区的实践探索，加强数字化赋能、完善跨区域协同、强化制度建设，为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川篇贡献更多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