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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波与杨子荣的故事

生能剿匪,
死能震敌。
毛主席为之动情,
周总理为之牵挂。
一部小说使其家喻户晓,
一场京剧使其名扬四海

 
  什么小说使其家喻户晓呢?

  这就是曲波写的《林海雪原》。

  曲波,1923年2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的 一个贫农家庭。他15岁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地区作战,曾任连、营指挥员。1945年,部队开赴东北作战,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大队和团的指挥员。

  他曾率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小分队,深入东北牡丹江一带深山密林与敌人周旋,进行了艰难的剿匪战斗。在参加解放东北的战争中两次身负重伤。第一次负伤,由哈尔滨野战医院的大夫取出炮弹片,伤刚好就急着回部队了。第二次在辽沈战役中受伤非常危险,肘关节打进了敌人的炮弹片。他妻子刘波当时在军队医院担任营级教导员,听说他在前方受伤,团里师里都不知他的下落,就焦急地到各家战地医院看入院名单和死亡登记簿。那时他妻子已怀孕五个月,走到辽西义县,看到入关的部队像潮水一般挤满大路。在路上遇到团宣传科长井毅,告诉她曲波可能在清河医院。刘波打电话问:“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没有了呢?”医院回话:“抢救过来了,还活着……”

  刘波赶到医院时,看到曲波躺在门板上,头发很长,发着高烧,脸色苍白。医生介绍说首长是股动脉受伤,大腿骨折。刘波赶到后正遇上曲波第二回出血,于是刘波也立即穿上手术服进入抢救室,看到丈夫的腹股沟在微微的跳动,伤口化脓严重。当医生说急需输血时,刘波果断地说:"我以前给他输过血,先抽我200cc吧"。大夫说,你怀着孕呢。刘波坚定地说,我身体好,没问题。后来,刘波笑着对丈夫说:“是我和孩子两人的血救了你呀。”

  1949年4月5日,刘波生了一个儿子。曲波当时身体还很虚弱,还在妻子工作的医院养伤,很长时间都不能起床。右腿手术后短了四厘米,走路时摇摇晃晃。护士告诉他:“教导员生了儿子。”曲波是三代单传,高兴极了,非要起床。他架着双拐,由护士、警卫员搀着,一百余米的路停了三次才走到。

  一个多月后,他听说重庆舰起义了,要组建一个海校。他就给组织写信,信中说:“苏联有个无脚飞将军。我不能干陆军,就去海军学校工作吧。”于是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到新组建的“安东海校”任二大队政委。

  他在海校讲政治课,拄着双拐上课,讲近百年中国历史,做起义官兵的思想改造工作。后来苏联顾问说:“二大队政委拄着拐杖,怎么上舰?应调往其他地方工作”。曲波知道后情绪激动,很不高兴,并说:“我在舰上坐着也能指挥!”总政来人找他谈话,让他到陆军院校,但曲波很不愿意去。

  1950年12月,曲波依依不舍地脱下军装,到了沈阳机车车辆厂任党委书记、副厂长,后来又到了有一万余职工的齐齐哈尔车辆厂当党委书记。当时都是拄着双拐指挥、检查工作。因他是二等甲级残废。

  1955年初,中央决定所有机械车辆厂归一机部管理,曲波就奉命调到北京,担任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

  据曲波的妻子刘波回忆:

  1955年还在东北时,他因反对苏联推行的“一长制”而遭到批斗,在委屈情绪中不由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写检讨的稿纸上列出一串战友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孙大德、刘蕴苍、刘清泉、李恒玉等。从此有了创作小说的想法,便偷偷地试写了一部分。

  在战争年代,我俩一个在前方,一个在后方工作。到了齐齐哈尔才有一个家。工厂离宿舍较远,有时踏着大雪归来,就会想起威虎山狂风暴雪的日子。他在《林海雪原》的后记中曾这样写道:“及抵家,一眼望见那样幸福地甜睡着的爱人和孩子,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也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未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在东北时他已利用业余时间悄悄地写出了一些章节,不满意的地方就撕掉。到了北京后,他又接着写,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藏在屋子里写,连孩子们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里加班工作。

  那时家中写字桌的抽屉一直半开着,一听有人来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进抽屉。他这个人很爱面子,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怕人说闲话,又怕人说不自量力。

  我支持他写,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他的抄稿员。参军前我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他读到小学五年级半。他小时看了《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影响不小,参加革命后又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时一天写一万多字,我再用两三天抄出来,遇到他空着的地方和生造的字,我就查字典补上。

  家务事我全包,他不管也不会做家务事。到了星期天,我特意带四个孩子到公园、到西山去玩,就是让他在家安心写作。

  有一次,一机部召开传达中央文件的大会,曲波事先已看过文件,他就坐在会场里佯装做笔记,写出了“小分队驾临百鸡宴”一章。

  家中房间少,放不下两张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个章节,就用缝孩子毛衣的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林海雪原》写成后约有四十多万字,我买了做衬衫的两米布,作了两个包,将文稿装了两大包。

  我们家的斜对面是外文局大楼,挂的牌子中有一个是“中国文学杂志社”。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们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于是”我俩一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到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他们问写的是什么语种,曲波说,“写的是中文。”外国专家笑着说:“我们是把中国文字翻成外文。”建议去东总布胡同作家出版社投稿。

  我们坐了公交车去了,曲波对接待的人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看看行不行?如不用,请打个电话我来取。”曲波再三叮嘱打电话一定打到家里,怕机关知道了影响不好。

  出版社的龙世辉等编辑看了,打电话到我家,说:“你来吧。”曲波急忙赶去,并说:“我取稿子来了。”没想到龙编辑却说:“我们确定要出你的稿子,还需做一部分修改。”

  《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知道后,先在《人民文学》选发了《奇袭虎狼窝》章节,并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而后,书一出来就有了不小的反响,买书的人也不少。

  《林海雪原》火了以后,曲波没有到处做报告,很低调。然后就调到四川德阳二重厂当管生产的副厂长了。那是一个大型轧钢机项目,是在德阳城边农田上建的厂。1959年反右倾,厂长景晓村和曲波都受到了批判。我寄去的粮票一个多月都没有回复,就料到他出事了。后来,罗荣桓元帅、总政肖华主任知道后,就说曲波为军队写了好作品,就让他回总政文化部写作吧。
此后,曲波写出了反映抗日战争和工业等题材的《山呼海啸》《桥隆飙》《戎萼碑》《热处理》和《争吵》等小说。

  1960年苏联老军人委员会邀请中国残疾老军人到苏联访问,中央同意了,确定老红军王维舟当团长,曲波当秘书长。出国前,陈毅找他们谈话,谈完正事后陈老总与曲波闲聊,他说:“你这个名字好,有曲也有波,这是个普遍规律,没有绝对直线。”他还给曲波起了一个字:“你叫普律吧(普遍规律之意)。”后来曲波还用“普律”刻了一个印章。

  从刘波的往事回忆中看得出,曲波与刘波真是一对比翼双飞的恩爱夫妻。刘波比曲波小一岁,也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1938年入伍,离休前任北京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波既是贤妻良母,又是红装武装兼爱之“花木兰”。

  曲波于2002年因病去世。

  《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形象有80%的成分取自曲波自己的经历。在小说中,看得出老一辈革命军人牺牲奉献的高尚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时代内涵。

  上世纪中叶至末叶,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小说《林海雪原》,尤其是据此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戏剧。其中电影《林海雪原》和根据小说改编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产生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作品中的杨子荣,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呢?笔者也不知道。

  幸好,笔者于2019年7月6—9日,随四川省散文作家联谊会会长张人士为团长的一行8人,参加了“川鲁散文家烟台创作基地”授牌仪式及采风活动。这个基地的牌子被烟台世达置业有限公司和世达文化艺术公司董事长李红梅女士“抢到”。恰巧她是四川南充人,见到老乡特别高兴,她是一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巾帼企业家。她说:你们难得从四川到牟平,去看看杨子荣纪念馆吧。

  “杨子荣纪念馆在这里!”我惊讶地说。

  接着,烟台市散文学会会长焦红军说:这次活动安排有这个内容。于是焦会长等文友陪我们8位四川人和山东省散文学会会长丁建元,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王海峰等20多人参观了杨子荣纪念馆。

  要不是参加这次文化交流活动,真不知道杨子荣的故乡在烟台市牟平区宁海镇嵎峡村。

  7月7日下午2时,我们从牟平城内乘车向南,道路渐渐由宽变窄,车辆从宽敞的公路驶进乡间小路,车速由快变慢。车窗外,枝繁叶茂的树林、花草,丰收在望的苹果、玉米,集中连片的农庄,像一幅幅山水画映入眼帘。

  达到纪念馆山脚,我们冒着骄阳,攀登宽阔整洁、连绵不绝的石阶,两边的塔柏象英俊的小伙子纵队健步下山。

  杨子荣纪念馆比笔者家乡德阳市中江县的黄继光纪念馆要恢弘壮观得多。2011年,牟平区投资5000万元,新建了占地120亩,建筑面积4600平米,展馆面积3500平米的全国“双百人物”杨子荣纪念馆。2013年4月建成并免费对外开放。该馆已成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那尊高大威武的杨子荣雕像不禁让人联想到影视剧里那个铁骨铮铮又不乏机智的“雪原英雄”。伴随着讲解员清脆的声音,边走边观察,看到杨子荣纪念馆,根据山腰地形环境,呈藤椅弧形造型。馆内陈列分《序厅》、《光辉的历程———牟平革命史》、《大智大勇———一代英豪杨子荣事迹》三部分。整个纪念馆通过照片、文字、浮雕、壁画、声光、模拟场景等表现手法,再现了英雄风采,使人们一睹英雄只身进入杏花村说降400名匪徒、活捉"许家四虎"、生擒"左撇子"、活捉"座山雕"等栩栩如生,淋漓尽致的事迹。

  跟随解说员,我们一边走、一边听、一边看。

  原来,杨子荣于1916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宋学芝便顺着大儿子杨宗福的名字往下排,取名杨宗贵。

  杨宗贵从小顽皮,胆大出奇,6岁就敢爬上几丈高的大树掏鸟。他少年丧父,因生活所迫曾随母下关东3年,受尽了磨难。倔强的性格使他14岁便背上铺卷,只身一人闯关东。他在树林里给人伐木,后又被日本人抓去当童工,一天到晚从阴暗潮湿的煤窑里往外背煤。两年不见天日的生活,激起了他强烈的反抗意识,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他躲过了日本人的岗哨,逃了出来。

  16岁那年,他加入到一伙“胡子队伍”中,开始干起了"替天行道"的行当。由于他胆大心细,机智聪慧,很快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和高超的骑术,一度成为“胡子队伍”中颇有名气的人物。

  几年飘泊生涯后,他回到家乡并娶了老婆,18岁的妻子徐万秀是一个勤劳纯朴的农村女子。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杨宗贵向妻子吐露了心迹:"万秀,我想去参加八路军,跟共产党打天下。我在外闯荡了几年,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能为咱穷人打天下,才能拯救中国。"善良的妻子面对丈夫的要求,只好默默地点头。1945年秋,杨宗贵踊跃报名参军,并改名杨子荣。在作战中,他异常勇敢,独身一人,截击过敌军一个班;凭借艺高胆大,懂得土匪中的"黑话",装扮土匪,只身入匪巢,使土匪乖乖投降。后被调到侦察排任排长。

  1947年初,剿匪近一年,大股土匪已基本被消灭,只剩少数残余土匪还躲在深山老林,且更加隐蔽、狡猾。“座山雕”就是其中的一个顽匪、惯匪。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5名侦察员,扮成土匪模样,进山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伺机剿灭,同时派出大部队跟踪配合。1月26日,杨子荣一行6人向海林县北部的密林深处前进。机智勇敢地经过土匪设置的三道卡才到了“座山雕”的老巢。杨子荣带领战士冲进匪巢,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巢内共有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鹰钩鼻子、留着山羊胡的瘦老头就是惯匪“座山雕”。接着,后续部队有序赶到。至此,杨子荣与战友们一举将作恶多年的“座山雕”及其属下土匪全部活捉。

  1947年2月23日,在东北海林县北部梨树沟追剿郑三炮一伙顽匪时,杨子荣壮烈牺牲。他的忠骨被安放在雄伟的威虎山上,碑上写有杨子荣的名字及战斗牺牲经过。

  由于当时处于战事紧张年代,加之他当侦察员有特殊性和隐蔽性,所以杨子荣没有给家中写过信。家人不知道他在部队用了杨子荣的名字,也不知他的下落,曾给家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杨子荣的妻子许万秀,在老家因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又背上土匪家属的黑锅,再加上婚后孩子夭折的痛苦,忧思成疾,在1952年秋离开了人世。

  1966年,京剧《智取威虎山》已在全国唱响,宋学芝死前也不知道样板戏里天天唱的杨子荣,自己亲手贴在炕头墙上的宣传画里的传奇英雄,原型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牵肠挂肚的亲生儿子杨宗贵。

  同年,毛主席看了《智取威虎山》,很高兴,还上台与演员合影,并说把台词中的“迎来春天换人间”改成“迎来春色换人间”。

  当听到解说员指着馆墙上的图、文说全国搜寻英雄杨子荣的故乡这番话时,笔者特别感兴趣,在解说员引领“大部队”听、看完前面的内容后,我又返回“原地”细看并拍了照片。

  杨子荣的故乡究竟在哪里,地方政府曾经组织人员查找未果。

  后来,周总理下令,才终于找到杨子荣的家乡。

  周总理为什么要下令找呢?

  那是1969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北京中南海礼堂。大型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闭幕。

  前排首席座位上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侧身看见身旁的美国客人眼里含满了泪花,仍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舞台。周恩来用手肘轻轻碰了碰美国客人,微笑着问:"大卫先生,您对这场戏评价如何!"

  "太棒了,总理先生,简直太精彩了。这场戏中的杨子荣,就是西方的英雄佐罗,他应受到所有人的敬仰与崇拜。不知这场戏中的英雄杨子荣,是戏剧中塑造的呢?还是真有其人其事!"

  "在我们国家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类似这场戏中的人和事多得象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完。"周恩来风趣地回答。

  "总理先生,在我们美国,英雄的家人和英雄一样受到人们的敬重,我想到杨子荣的家中看看,是什么样的家庭养育了这么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好的,大卫先生,我们一定会满足您的要求。"

  叮呤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接到周总理的电话,让他们协同总政治部一起查明杨子荣烈士的详细地址和亲人情况。

  次日,一份总参、总政两部联合发来的调查报告交给了周恩来。近千字的调查报告,附有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牡丹江军分区某部回电:杨子荣原籍山东胶东,详细地址待查。

  周恩来心情沉重。他心里明白,我们决不是在寻找一个烈士和烈士的亲属,而是找我们这个国家的声誉和我们这个执政党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一个在全国家喻户晓的特级侦察英雄,我们竟不知他从何而来,魂归何处,若烈士在天有灵,别说我们无法回答美国客人,就是作为中国的一名普通老百姓问起来,我们也无法向他们交待。

  周恩来果断地在电报上作了指示:总参、总政,务必在一月之内寻找到杨子荣烈士详细的家乡地址和家中现有亲人,美国客人在等着我的回话。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传达到解放军总参、总政后,他们立即组成联合调查组,赴牡丹江军分区及杨子荣牺牲的海林县调查。他们通过杨子荣昔日的战友,打听杨子荣的下落,但得到的结果仍不能确定烈士的确切家乡。调查组马不停蹄,又赶到胶东地区调查。其中有几个县都想抢到自己的地盘上,为当地添光添彩。于是一下子冒出四个县说是杨子荣的家乡。后来调查组决定在那四个县进行广播和张贴寻人启事,广泛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一个星期后,共搜集到127条线索。调查组把杨子荣的家庭情况、入伍时间、参军背景及外貌特征等打印成文、图,发往那四个县请协助查找。

  两个多月过去了,仍无进展。没能按时完成任务,同志们个个心急如焚。正当大家感到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牟平县城关公社杨宗贵的身世与杨子荣相似,这顿使查访工作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原来,城关公社民政助理员马春英在得到寻人消息后,首先到档案室查阅了解放战争时期牟平县入伍军人登记表,又翻阅了牟平县军属、烈属抚恤登记表,她自然找不到杨子荣的名字。可细心的马春英在翻阅档案时,没有放过蛛丝马迹,她将两表对照,发现杨宗贵与调查组提供的情况相似,于是便向调查组反映:

  “你们查找的人,身世很像杨宗贵。多年来,杨宗贵家乡的人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1957年1月,才按国家《关于处理军属寻找军人问题的规定》,作为失踪军人处理。1958年11月,民政部门认定杨宗贵为革命牺牲军人。杨宗贵1945年9月参军,入伍时29岁,参军后一直未给家里通信,家中有老母和妻子。1947年,一个从东北回来的人说杨宗贵当了土匪,村里便取消了他家的军属待遇,不再给代耕代种。杨宗贵的母亲不服,多次到县里和地区专署上访。经调查,认为杨宗贵当土匪没有证据。于是牟平县人委会又恢复了其家属的军属待遇”。

  听完马春英的情况汇报,调查组马上派人奔赴牟平县,深入村、社找熟悉杨宗贵的老人了解情况。同时,调查组又就近找到当年与杨子荣同时参军,现已复员回乡的战友刘延爽、刘世昌、王云明、姜乃明等座谈、核对。结果搜集到的材料和听到的情况与杨子荣有很多相似之处。

  调查工作初有头绪。电报请示北京后,又向当年和杨子荣一起战斗过的姜国政、孙大德、魏成友、刘崇礼了解情况,把杨子荣的老战友和家乡提供的情况两相对照,发现两者之间有惊人的相似。

  刘延爽等老战友提供:杨子荣于1945年农历八月在牟平县雷神庙参军,身穿黑夹袄。家乡提供:杨宗贵于1945年农历八月十三日经王从村到城南2里的雷神庙参军,身穿黑夹袄。

  家乡提供:杨宗富1940年随弟弟杨宗贵去过黑龙江孙吴煤矿,亲见杨宗贵领工资时签名就是杨子荣。从小和杨宗贵要好的邻居老秦说:我见过宗贵有一枚印章,刻的就是“杨子荣”三个字,他说,这个名字只在东北用。

  老战友提供:杨子荣参军前到过东北,会说东北话。家乡提供:杨宗贵在安东做过工,说东北话很流利。

  关于相貌特征,曲波说:杨子荣中等身材,长脸,上宽下窄,蒜头鼻子,浓眉大眼,略有络腮胡子,鼻毛较长。

  当调查组带着杨子荣与战友合影的四张照片到牟平嵛岬河村,请村里干部、乡亲辨认时,他们指着同一张照片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不就是俺们村的杨宗贵吗?就是他,没错!”

  然后又把四张照片送到当年70岁高龄的其兄杨宗富面前,让他辨认,当他看到有杨子荣的那张照片时,先是泣而无语,顷刻便号啕大哭。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杨宗贵就是杨子荣。
英雄出自何地之谜终于揭开了。

  然而,像杨子荣这样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在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又何止杨子荣一个无名英雄呢?

  据我国历史学家的研究考证,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万人。《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记载:中共抗日部队人员负伤290467人、牺牲160603人、失踪87208人。

  另据报道,1935年11月4日,红一军团在延安市甘泉县象鼻子湾村与红十五军团汇合,这两大军团联手发动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区的围剿。

  当年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如今静静矗立着直罗镇战役烈士纪念碑。纪念碑背后苍松翠柏间,长眠着648位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们中只有6位的墓碑上写有姓名、年龄、籍贯,而更多的人则在历尽千辛万苦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把自己的名字和身后的故事永远埋在了陕北这块土地里,无人知晓。

  君不见不管哪个烈士陵园里,诸如王同志、张同志、李同志之类的纪念碑不是比比皆是吗。

  在当今社会,也有成千上万的英模人物和无名英雄,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祖国繁荣富强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英雄,还是和平时期的英模,尤其是默默无闻,未被表彰的人物,期待着作家们写出杨子荣式的英雄,写出新时代的华章。

  社会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作家可以把死人写“活”,作家可以把一个地方写“红”,作家可以造出“印钞机”。(蒋吉华)

             2019年7月下旬于北京       

  作者简介:

  蒋吉华,男,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年过花甲,曾在四川中江县当过中学教师、镇党委副书记、县天然气公司经理、县发改局局长、副县长、县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德阳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德阳市政府办公室调研员兼市政府驻京办书记等。现系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居住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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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詹球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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