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法制网
法治文化研究会
卷宗翻到最后一页，那沓厚厚的工资清单和银行转账凭证，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十五个名字，三十余万元，一年多的辗转奔波，终于在这一刻尘埃落定。我靠在椅背上，长舒了一口气，我起身活动了下肩颈，思绪却被拉回初次翻阅这份卷宗的那个下午。
那天，接待室里坐着站着十来个人，空气里混杂着汗味和焦虑。带头的农民工老曾把判决书推到我面前，纸张边缘已经磨损。“范法官，”他声音干涩，“公司说没钱，可我们这些人的孩子等着交学费，老人等着买药。” 案情清晰，判决明确。可当我接过卷宗，着手查控时，心却一点点沉了下去。被执行人是四川某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个早已被列入失信名单、账户空空如也的公司。工程款？项目早已完工，但与发包方的结算却遥遥无期，成了一笔“看不见”的资产。第一道难关就这样摆在眼前：被执行人财产枯竭。 经团队反复研究后，我们决定深挖股东责任。调取工商档案发现，公司股东存在出资不实情形。依法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申请获得支持时，那一刻，我看到老曾他们眼中重新燃起的希望。 然而，现实再次给了我们一盆冷水。追加的股东名下财产倒是有，可早已被高额抵押，执行价值几乎为零。第二道难关，如山般横亘。接待室里，失望的情绪弥漫开来，空气凝重得让人窒息。老曾则一遍遍翻着手里的判决书，眼神空洞。那一刻，压力实实在在压在了我们肩上。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股东的路堵死了，那就往上追溯，找案涉工程的总包方！总包方是一家大型国企，理论上对农民工工资负有清偿或垫付责任。我们满怀希望地发函、沟通，却迎来了第三道难关：对方很客气，但也很为难。作为国有企业，财务制度严格，在未与工程发包方完成结算、缺乏明确付款依据的情况下，直接垫付这笔三十多万的款项，面临巨大的审计风险和制度壁垒。一次次沟通均陷入僵局，电话那头的解释合情合理，却让电话这头的我们心急如焚。 案件执行期限到期，本案依法终本，但看着卷宗里那些手印鲜红的工资欠条，我知道不能就这样放弃！那段时间，我常在下班后独自留在办公室，反复推演各种可能的路径。既然总包方付款有障碍，那资金的源头——发包方某地方国资公司呢？我们调整方向，开始与项目发包方一次又一次地沟通，阐明农民工工资支付的优先性、紧迫性，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几个月的沟通，发包方最终同意先行拨款100万元至总包方账户，专项用于解决本案及其他民工工资问题。消息传来，我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立即打电话告诉老曾这个好消息。电话那头，老曾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资金到位了，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可万万没想到，在最后支付的临门一脚，第四道难关悄然而至。总包方财务人员反馈：被执行人的建筑资质证书已经过期，按照他们的内部规定和付款流程，无法将款项支付给一个“资质失效”的公司账户。眼看煮熟的鸭子要飞，大家都傻眼了。农民工们刚刚亮起的眼眸，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难道要前功尽弃？不！绝不能！那些疲惫的脸、粗糙的手、期盼的眼神在我脑海里闪过。团队立马开会研究。既然付给公司账户行不通，那么直接支付给农民工个人呢？一个大胆的想法冒了出来：委托支付！我们立即行动，指导被执行人公司出具完备的委托支付手续，包括经双方确认的工资清单、农民工个人账户信息、公司委托总包方直接付款的正式函件，手续合法、路径清晰、责任明确。最后的障碍终于被清除。 那天下午，银行流水反馈，十五笔款项，精准地汇入了十五个陌生而又亲切的账户。我第一时间拨通了老曾的电话。“范法官……钱，到了！真的到了！”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放下电话，我望着窗外熟悉的街道，一年多辗转古蔺、泸州、成都的奔波与坚持，无数的协调与沟通，所有的疲惫，都在这一声“钱到了”当中有了意义。 这个案件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虽远必执”这四个字的分量。执行工作常如闯关，每道关卡都可能让人却步。但农民工工资这类涉民生案件，关乎的是一个个家庭的生活底线。作为执行法官，我们多走一步、多想一层，或许就能为他们多打开一扇门。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实施的温度，就体现在对这些“骨头”案件的坚持中。路还长，这样的关还要继续闯，但每闯过一关，就多一分前行的底气。
川公网安备 51010402001487号
